再次，对国有控股公司中的工作人员性质认定产生各种不同的观点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认识不一致，特别是对刑法意义上的“公务”的性质和含义的认识理解不一致所造成。“从事公务”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，是国家工作人员区别于其他人员的根本标志。正确理解“公务”的性质和含义，关系到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。从词义上讲，所谓“公务”，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而言。它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和集体性质的公务两大类。国家公务，是指国家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教、卫生、体育、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、领导、监督、管理的活动。它具有国家权力性、职能性和管理性特点。而集体公务，则是指集体单位、群众性组织中的公共事务。它不具有国家权力性、职能性和管理性等特征。然而，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概念，可清楚看出，刑法意义上的“公务”的性质、范围，只能是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，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。此外，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，还须严格划清“公务”与“劳务”的界限。笔者认为，所谓“劳务”是指一切以劳力为主从事生产性、经营性、社会服务性的活动。劳务与公务的根本区别在于：劳务不具有国家权力性、职能性和管理性，从事劳务的人员不是国家管理意义上讲的管理者，而是被管理者，而从事公务的内涵在于代表国家行使国家管理职能。所以，判断国有控股公司工作人员是“从事公务”还是“从事公司管理事务”，主要是看行为主体是代表国家履行国家管理性质的行为，还是代表公司履行公司管理职能。国有公司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及国有控股、参股公司中受委派人员，他们除了履行公司管理职能以外，还要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家职能。所以，这些人员是从事国家性质的公务活动，按刑法规定，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。而国有控股、参股公司中的其他管理人员，只履行公司管理职能，不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家职能，所以，他们不是从事国家性质的公务活动，不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。如果这部份人员按国家工作人员论，既不符合刑法理论，又人为地扩大了打击面，不利于我国全面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。

参考文献

[1]孙谦、尹伊君：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论》［J］，《法学研究》， 1998年第4期。

[2]孙国祥：《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几个问题》［J］，《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》，1998年春季刊。

[3]朱建华：《刑法中的国有公司、企业辨析》［J］，《现代法学》2004年第4期，第92页。

[4]参见李长坤、沈琦：《如何认定国有单位转制过程中的国家工作人员》［J］，《政治与法律》2004年第5期，第156页。

[5]参见陈正云：《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若干问题研究》［J］，《政法论坛》1999年第4期，第57页。

[6]曹京燕、谢锡美：《“委派”人员职务犯罪的司法适用》EB／OL，华东司法研究网“判案分析”，2004年12月10日，http://www.sfyj.org/list.asp?unid=838

[7]游伟、周宜俊：《“国家工作人员”认定中的争论问题》EB／OL，华东司法研究网“学术论文”，2005年5月27日，http://www.sfyj.org/list.asp?unid=13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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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各国控股比例上存在不同的规定。如韩国1984年颁行的《国有企业管理法》第2条明文规定，国有企业包括政府投资和“政府投资达到或超过50%的企业”。有的采用相对控股说，如德国和美国。德国财政统计上将公共机构（联邦、州、镇等各级政府）拥有资本或多数投票权的企业划为公共企业，把政府参股达25%以上，其他股东均为小股东的大企业，视为国有企业。美国1935年颁布的《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》规定，当国有资本在一个公司中占到10%的时候，该公司就可以称为国有公司。

[2]最高人民法院法（2003）167号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对委派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，认为委派在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，如任命、指派、提名、推荐、认可、同意、批准等均无不可。但实质特征不可缺少，即需代表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、领导、监督、管理等公务活动，亦即国家或国有单位意志的直接代表性。